1974年，吕玉兰正式担任河北省委书记。每次她从自己居住的省委东侧一号楼经过时，总会看到那片空旷的地面，心中不禁涌上一股不舒服的感觉。于是，她便决定把这片空地开发出来，种些菜来打破这片冷清。看到她这样做，其他的工作人员也纷纷跟着参与其中。有的人忍不住用带有讽刺意味的话说：“你已经当上省委书记了，怎么还改不掉农民的习惯？”吕玉兰听了，毫不在意，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吕玉兰什么时候不还是一个农民呢？”
吕玉兰不仅能干农活，还是一位非常能吃苦的人。她34岁结婚，第二年怀孕却不幸流产，第三年再次怀孕，但医生却告诫她必须避免体力劳动，担心她会发生习惯性流产。然而，1976年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份，吕玉兰并未因此放慢脚步，依然在保定、唐山、北京之间奔波。那段时间，她多次感到腹部剧痛，但幸运的是，她最终度过了危险，并在11月迎来了她的大女儿——江河。
尽管身为省委书记，吕玉兰却无法请得起保姆。虽然已经身居省领导职务，但她的户口依然在农村，报酬也仅限于工分和补贴。村里每天为她记一个工，补贴是省机关每月发放的40元钱。吕玉兰从不抱怨过苦，她曾经说过：“当干部就应该‘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’。”自从小学毕业后，吕玉兰便回到家乡参加生产劳动，年仅15岁，她便当上了农业社的社长。
吕玉兰所在的东留善固村是一片贫瘠的沙荒地，要想改变这里的面貌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植树造林。她迅速组织起了一个“妇女造林队”，并且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，成功地种下了11万棵树。在这过程中，她遭遇了许多艰难困苦。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，她常常背着小树苗，顶着刺骨的寒风在沙滩上植树，双手和双脚都冻裂过。有一次，她连续十多天无法脱下鞋子，连睡觉都只能穿着它。饮食上，她也没有太多讲究，简单的窝窝头配咸菜，再加上一些凉水或雪，便是她的日常。在那时，村民们常常戏称她为“傻玉兰”，但大家内心深处都对她充满了敬佩。
展开剩余69%20岁那年，吕玉兰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，她不断走出去学习先进经验，曾去过大寨和刘庄等地。在她的带领下，村民们陆续住进了新房，而她自己却是最后一个搬家的。1970年，吕玉兰升任临西县委书记。尽管她的职务有了变化，但她那种农民本色始终未曾改变。吕玉兰经常对干部们讲：“干部身上泥土越多，官气就越少，越能和群众打成一片。”
吕玉兰很少呆在办公室，她更喜欢下基层去视察工作。她发现，一些单位由于连续丰收，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。得知“五里大队”开展反骄破满活动做得不错，她便亲自前去学习。原来，五里大队在1965年亩产超过500斤，但由于干部的骄傲自满，后期进步变缓，亩产降到了400斤。1970年，经过整风，亩产又回升到了540斤。吕玉兰觉得这个经验非常宝贵，便在全县推广，最终促使全县的农业生产取得了丰收。在学习过程中，她还发现树立典型的作用很大，于是她在会议上大力宣传了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刘庆玉的事迹。刘庆玉是一位残疾军人，曾在战争中受伤，退役后，他带领公社社员们艰苦奋斗，屡次突破粮食产量。
1972年，吕玉兰有幸得到周总理的接见。周总理对她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并希望她能在三年内将临西县建设成为一个“扩大的东留善固村”。尽管这个任务非常艰巨，但吕玉兰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责任。从那以后，她更加不敢懈怠，东奔西跑，为临西县争取资源。她的出色表现，最终使她在短短两年内便得到了晋升。
作为省委书记的吕玉兰，依然没有脱离群众，她始终保持着与土地的紧密联系。别人怎么说，她根本不在乎。对她来说，即便在省委大楼里种菜，也是无可厚非的。省委按照标准分配给她一座两层的小楼，吕玉兰却并未因此感到舒适。最初，她的房租是每月2元，但不久后涨到了20多元，而她和丈夫的合并工资才70多元。除了支付房租，家里的所有开销也只能靠这点收入。尽管如此，吕玉兰的生活仍然非常简朴，她很少购买鱼和肉，节省下来的钱主要用于家庭的日常开支。
1981年，吕玉兰被调任正定县副书记。她总是认真倾听群众的声音，把群众的需求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。许多困难的百姓都愿意首先向她求助。有一次，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复员军人高恒久，因为在医院被开除公职，导致全家生活陷入困境。吕玉兰非常气愤，当场表示：“你的事我管定了！”在她的努力下，高恒久的情况得到了妥善解决，甚至后来帮助他开办了一所聋哑学校，给予了他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机会。
1985年，吕玉兰担任了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一职。这个职位令她非常满意，因为她又能回到农民中间，继续为他们服务。在与农民的接触中，吕玉兰不禁想起了自己曾经与毛主席握手的情景。毛主席常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而吕玉兰也始终牢记着为农民服务的初心。
然而，由于长期劳累，吕玉兰的身体终于不堪重负。1993年3月，她不幸因病去世，享年53岁。吕玉兰的一生，充满了光荣与奉献。她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她的一生信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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